再次，苏联专家帮助人民大学建立了一套高等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并逐步推广到全国高校。

[83] 童之伟：《从尊重传统到反映当代法律实践：续论以法权为中心的实践法学话语体系》，《法商研究》2023年第3期，第57-71页。（4）它与执政党的党章、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决议等公共权威文献高度契合。

[39]到1910年代，虽然发展不平衡，但总体说来和化权利取代汉语权利的趋势更在日语法学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很可能与日语法学和俄语法学在根子上同受法语法学的法律关系概念的影响有关。以为权利是正物、权力是恶物，这纯属本末倒置。（2）和化的权利概念不是抽象自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与中国现行宪法、各种法律和各层次法规范性文件的用语完全脱节，与中国法律制度、法律实践完全不接轨。这是法的核心问题，也是法学的一对基本范畴。

[77]《法理学》编写组：《法理学》，人民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42、48、120 、123页。我们不妨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有代表性法学家编撰的基础性法学教材为主要剖析对象来做说明。如前所述，虽然两千年间的经学始终处在变迁的过程中，但是，变迁中自有其不变的根本，那就是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义理及其儒家法理。

老子与庄子作为先秦道家的两个主要代表，虽然他们的人生姿态、政治姿态、理论姿态都不相同，但他们也有相同之处：他们都是诸侯政治、现实政治的旁观者。《后汉书·陈宠传》：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1957年反右派后，被划成‘右派的法学家都不能再从事本职工作，被派去劳教改造。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

一方面，经学与礼学确实具有密切的关系，有一些礼学问题确实可以归属于经学，这就相当于今天的法理学也可以讨论某些部门法学的问题，某些部门法学也会研究该部门法的法理问题，这就是所谓的部门法理问题，部门法理既可以归属于某个部门法学，但也可以归属于法理学。又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

正是苏联法学专家的具体主导下，以苏联法理为基础的法学版图得以形成。维辛斯基的这种履历，使他足以成为那个时代苏联法理学的代言人。其所以不采英美法系，纯粹由于技术上的理由，中国继受外国法，在大陆法系中选择德国民法，是因为德国民法制定在后，其立法技术及法典内容，被公认为较法国民法进步。司马迁的这段话，不仅记叙了汉武帝太初年间制定礼仪并以之作为常典以规范后世的史实，而且还阐明了礼的功能：以礼治乱、以礼防乱，亦即通过具体的礼仪规范，划定人的行为边界，确定人的行为方式，进而让每个人都可以根据礼的规范追求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欲望。

这种意义的经学，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古典法理学，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占据了支配地位的法律意识形态。荀顗、羊祜、任恺、庾峻、应贞等人关于新礼的研究，是按照朝廷的要求而展开的，这样的礼学研究成果，大致相当于今天流行的委托课题研究成果。一方面，从名称上看，在《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家与法合在一起，如果把这门学科、这门课程称为法理学，那么，这样的法理学既是关于法的理论，也是关于国家的理论。梳理老子为君主创设的行为规范，二十二条君规逐一浮现。

在甲午战争之后，严复开始了他的译经事业。如果从学科交叉的方面去梳理，诸如法哲学、法政治学、法经济学、法社会学、法文化学、法人类学等等方面的法理学分支，几乎是不胜枚举的。

（三）律学：经学引领的救济型法学与礼学相伴随、相对应的法学形态是律学。按照黎国智的分析：我们之所以接受和选择苏联法学模式，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着‘苏联中心论，什么都要听老大哥的，苏联理论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被奉为经典，享有绝对的权威，苏联的经验和做法被当作样板而神圣化了。

那么，西方法理学何以终结？苏联法理学何以兴起？要回答两者之间的此消彼涨，应当注意1949年2月2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这份指示包括六项内容，其中的第五项规定：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其他一切反动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前文逐一呈现的五张法学版图，主要在于建构一个宏观的解释框架，以勾画中国法学变迁演进的大势或轮廓。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这些信息表明，当时中国的民法学与宪法学一样，主要是通过请进来的方式，即邀请苏联法学专家来华讲课的方式，同时也有走出去的方式，即派出留苏研究生的方式，全面推广了苏联的民法学。如前所述，从汉至清的礼学既根源于早期的周公、孔子，同时又以儒家的六经作为依据，这就意味着，礼学既是经学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经学的具体化、规则化、条文化。在为新法寻求新理之际，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中遭遇失败的压力下，严复在1895年发表了《论世变之亟》一文，认为：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

由于谈判顺利，8月14日，刘少奇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带回了大量的苏联专家，其中包括几名法学专家。虽其后屡生变故，殆将转为专制，又殆将转而为共和。

这些论述旨在传递的信息是：在西方各国宪法中，英国宪法及宪政是最优的，堪称完全无缺。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向朝廷提出建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三）道家法学先秦道家可以追溯至传说时代的黄帝。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

（二）传统部门法学与新兴交叉法学的协调发展在20世纪上半叶的法学版图上，法理学之外的法学板块主要体现为1949年2月被废除的六法全书所对应的部门法学，在上文的叙述中，已经分成公法学与私法学两个板块来予以呈现。然而不法礼者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这就是说，应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取代教条主义的苏式法学。在先秦法学的理论丛林中，墨子建构的有法所度命题主要体现了那个时代草根阶层或平民阶层的心声。

卫展是代表性的律学人物，他在此表达的律学见解，就体现了律学对儒家义理与经学的遵循：刑律的实施，必须有助于维护亲亲相隐，尤其是要维护君臣之义。虽然，孟子此言仅仅是一种修辞性的说法，但是，墨子及墨家在言论界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适当参考这个论断，那么，中国的法学作为专门之学，它的起点一直可以追溯至四千多年前的皋陶。这就正如《汉书·礼乐志》所称：《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

从这样的背景来看，经学既是古典法理学，其实也是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法理学。这就是说，律学就像经学、礼学一样，本质上是官学。

这三个方面的理论，集中体现了庄子对道家法学的主要贡献，当然也是对先秦法学的贡献。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生矣。在己与物的关系上，主张舍己济物。把上文的叙述归纳起来，中国历史上先后形成了五张法学版图。

对于与礼学相伴随、相表里的律学，历代《刑法志》均有详略不同、重心各异的梳理。因此，荀子法学的核心范畴是礼与法，荀子对儒家法学的主要贡献可以概括为礼法学说。

在各种课程中，维辛斯基法理学是首先要学的课程。其中，他在1896年至1898年期间翻译出版的《天演论》，在国内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富勒认为，法律是一项有目的的事业，且这项事业的成功取决于那些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们的能量、见识、智力和良知，富勒如此界定的法律的概念，与韩非对法律的理解遥相呼应：韩非也把法律看成是一项事业，且把这项事业寄托在君主身上，因而对君主的能量、见识、智力、良知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但是，1981年的《法学基础理论》相当于已经正式宣告：这是一种关于法的理论，是一种法学基础理论，不再是一种关于国家与法混合在一起的理论。